香港再遇：在英國的香港人故事

口述歷史的探索 （5月25日更新版）

香港再遇Hong Kong Revisited 是港崖別岸一個重點口述歷史計劃。這個計劃希望透過研究、記錄與公共參與，探索在英國生活的香港人面對的多重身份，以及他們對社會的意義和貢獻。三月卄一日，我們在倫敦市中心逾百年歷史的Crown Church of Scotland禮堂舉行了首個口述歷史工作坊，這個經歷世紀屹立不倒的建築物亦為我們提供一個充滿歷史感的空間思考過去。

工作坊的開始，先由出席者簡單自我介紹，並分享參加這個工作坊的原因，他們大都希望能夠了解更多香港移民在英國的故事，透過交流讓大家彼此連結。

工作坊的內容

整個工作坊主要分為兩個部分，首先由義工林蔚文博士簡介社會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她闡述了口述歷史的意義和採訪技巧，林博士還分享一些實務注意事項和資料整理的方法，以及其他進行口述歷史計劃時所需的相關技能和知識。

在第二部分，義工兼前記者Chester簡述她的家族移民史以及相關的時代背景，她亦分享到1960年代至今近半個世紀英國移民政策的演變，以及這些政策對香港移民的影響，並勾勒出不同時期來英的港人面對的機會和挑戰。

工作坊的最後環節，義工介紹了一些訪問受訪者前的簡單資料蒐集技巧，以及建議一些訪問小貼士。這些技巧不僅能幫助義工更有效地進行口述歷史的採訪，亦可促進我們與社區的了解和交流。

整個工作坊大約在下午五時結束，之後義工和部分參與者便徒步到附近的唐人街，享用港式美食：臘味飯和水餃雲吞麵。這一餐讓我們再次感受到濃郁的「香港味道」。

後話

透過這次工作坊，我們不僅了解到口述歷史的意義和技巧，還建立了彼此之間的聯繫。這個過程讓我們再次思考為何要將香港人在英的故事輯錄成案：不僅是記載個人的歷程，也是整個社群的記憶，並為英國的社會歷史（香港人的足印部分）建立更豐富的原材料庫。

St Giles 散步行有感

St Giles 在我記憶中，甚至不是一個地方，而是多年前曾經考慮會否入住的一間酒店的名字。好一段日子，我有意識和沒意識地冰封自己對城市的感覺，十分感謝導賞員Rebecca用心策劃和詳細講解，重新燃點我對城市的感覺。

聖人St Giles 在幽暗的山洞抱着受傷的鹿子時，何有想到鹿子會在幾百年後，在路上仍插着箭，默默提醒St Giles 曾經拯救眾生？

參天大樓Centre Point見證人算不如天算，如意算盤不響，甚至被無家者佔用，一甲子後的今天又變成天價豪宅，變幻的確原是永恒。

三個火柴人在高牆上，看似是守護Phoenix Garden這片都市綠州，但租約祇有五年，他們更可能是在想陽光下、綠叢中，蛙兒和遊人還可待多久呢？

已經變成住宅的街上，百多年前竟有一間全女班的醫院，傷兵從不信任女醫護能力，到傷愈也依依不捨，不願離開。單憑想像也令人動容。平權的路從不容易，往時，今天，未來，如是。

散步行的終點是一條看似不起眼的街，原來是全歐洲最大的成人教育CityLit就在這裡，它倡議非職業教育，開辦文化、藝術、語文等課程，在讀書是為找工作的年代，在AI 將會取代大部分工種的歷史時刻，這份人文關懷，更是彌足珍貴。

短短的兩小時、五千多步已盛載着說不完的歷史，世道的無情，有心人的努力，未來無盡的可能或不可能。大半生過去，我曾經以為歲月静好，想不到還會經歷火浴，今天能夠重新感覺一個城市，即還活着，多好。

一件跨越時空的禮物和一段迂迴之旅：大明青花瓷

這件十六世紀的中國青花瓷瓶，從景德鎮的窯火啟程，穿越葡萄牙航海時代的邊界，輾轉進入奧斯曼宮廷，最終安身於倫敦的博物館。它的故事連結了香港 ，中國 ，小亞細亞和歐洲——這不僅是一段物件的旅程，更是一段人類跨文化交流的縮影。

一位葡萄牙探險家、一位中國工匠、一位奧斯曼君主(Ottoman Sultan)，以及一間英國博物館—— 他們之間有甚麼聯繫？ 

答案藏在一件小巧的青花瓷瓶之中。它的藍白色釉面下，保存着跨越半個世界的故事。

故事的開端，來自葡萄牙船長 Jorge Álvares。他被公認為第一位踏足中國的歐洲人。1513 年，Álvares 的船在中國南部海岸靠岸，地點正是今日的香港 一帶。這接觸標誌著明帝國與歐洲海上世界邂逅。

數十年後，大約在 1552 年，中國為 Álvares 製作了一件青花瓷瓶。雖然年份與他逝世的日期並不完全吻合（史料分歧於 1521 或 1552 年），但這件瓷器正是那段早期中歐交流的具體見證。瓷瓶體積不大、形態優雅——卻注定踏上比原本目的地更遙遠的旅程。

從中國南岸、Álvares 曾登岸的地方，到景德鎮的瓷窯，這件器物見證了一個時代：當海洋開始成為文化與貿易的橋樑，人類的好奇心正悄然展開。

這件十六世紀的中國瓷瓶，不僅展現了工藝之美，也呈現了文化之間的翻譯故事。 它呈梨形，通體以青花釉下彩繪製——這正是出自景德鎮的經典風格。當時的景德鎮，是全球最重要的陶瓷製作中心。

瓶身上繪有蓮花與鴨子的圖案，象徵和諧與忠誠——中國傳統婚慶中常見的寓意。這些細節暗示它或許曾作為婚禮贈品或陳設之用。然而，真正吸引學者注意的，是瓶底那段神秘的銘文。

瓶底以中葡混合文字刻寫，大意為：「Jorge Álvares ordered this to be made in the year 1552」。然而葡文的排列顛倒、字形不全，甚至有些筆劃錯亂。對現代觀眾而言，這或許顯得滑稽；但對歷史學者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中國工匠首次嘗試為外國顧客刻寫歐洲文字的見證。

這件瓷瓶體現了遠隔萬里的製作者與委託人，透過貿易與想像建立了交流。早在「全球化」這個詞出現之前，這樣的對話已在發生——雖不完美，卻充滿創意與好奇。

這件瓷瓶原本可能是為葡萄牙而製，但命運卻將它帶往另一條航線。 它最終現身於 Istanbul，也就是當時 Ottoman Empire 的首都。其瓶頸後來被改裝成金屬鑲口，呈現出典型的伊斯蘭器皿風格——或許曾用於盛放香料或酒液。

葡萄牙 Caramulo Museum 收藏的一件類似瓷瓶也有相同改造，顯示這些中國瓷器在奧斯曼世界中被重新詮釋，賦予新的用途與美學。這種轉變正反映了早期全球貿易的特質——一件物品在跨越文化的過程中，會不斷被重新定義。

十九世紀末，奧斯曼君主 Abdul Hamid II 面臨龐大的財政壓力，不得不出售宮廷珍藏。1892 年，這件中國瓷瓶被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收購，從此定居倫敦。

如今，它靜靜陳列在博物館中，離開了當年 Álvares 抵達中國的南海水域。然而它的故事，仍然與 香港 遙遙相連——那是東西方相遇的起點。

 這件小小的瓷瓶提醒我們：文化交流並非現代產物。數百年前，海洋早已連結了世界，而每一件瓷器，都是這段歷史的微小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