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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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十六世紀的中國青花瓷瓶，從景德鎮的窯火啟程，穿越葡萄牙航海時代的邊界，輾轉進入奧斯曼宮廷，最終安身於倫敦的博物館。它的故事連結了香港 ，中國 ，小亞細亞和歐洲——這不僅是一段物件的旅程，更是一段人類跨文化交流的縮影。 一位葡萄牙探險家、一位中國工匠、一位奧斯曼 君主(Ottoman Sultan) ，以及一間英國博物館—— 他們之間有甚麼聯繫？  答案藏在一件小巧的青花瓷瓶之中。它的藍白色釉面下，保存着跨越半個世界的故事。 故事的開端，來自葡萄牙船長 Jorge Álvares 。他被公認為第一位踏足中國的歐洲人。1513 年，Álvares 的船在中國南部海岸靠岸，地點正是今日的香港 一帶。這接觸標誌著明帝國與歐洲海上世界邂逅。 數十年後，大約在 1552 年，中國為 Álvares 製作了一件青花瓷瓶。雖然年份與他逝世的日期並不完全吻合（史料分歧於 1521 或 1552 年），但這件瓷器正是那段早期中歐交流的具體見證。瓷瓶體積不大、形態優雅——卻注定踏上比原本目的地更遙遠的旅程。 從中國南岸、Álvares 曾登岸的地方，到景德鎮的瓷窯

常⾔道：⽣老病死，⼈⽣必經階段。我們可以憂慮，但不能逃避。不少⼈會說不怕死，只怕 老，我相信擔憂很多時是源於害怕老了缺乏照顧，如果能及早規劃好老年⽣活，則能安老， ⽽不是怕老。 來⾃香港的我，怕老是因為對香港的安老院舍質素缺乏信⼼，因為以前⼯作的關係，⾒證過 不少院舍的虐老個案，⼜或是⻑者病⼈在醫院不合理地被綁在病床上，不能活動，只能掙扎 抗議，令我深感無奈，故不時會反思⾃問，難道老了就要接受這些不⼈道待遇？後來落⼾英 國，好奇這裡是如何對待老⼈家，亦不禁問這裡是⼀個可以安老的地⽅嗎？ 港崖別岸⽣死教育計劃⾸項義⼯服務 適逢其會，在⾺年來臨前，參加了由「港崖別岸」（HK IN ALBION CIC）⽣死教育計劃的義 ⼯服務，到位於倫敦 Pinner 的 St Vincent's Nursing Home，為院友舉辦⼀個迎春接福農曆 新年派對，也順道參觀了院舍及與職員交流分享。 探訪當⽇，我們⼀⾏⼗⼈在午後抵達院舍，下⾞時我已被偌⼤的停⾞場與優美的環境吸引， 院舍的保安⼯作也很認真，探訪者需在電腦系統登記及拍照，為減省登記時間，我們⼀⾏四 ⼈在鏡頭

作者攝於牛津 Ashmolean Museum  記得上個學年的首份功課是一個讀書報告，評論一本在Warwick University 任教的環球史學家兼中國通Anne  Gerritsen的著作 The City of White  and Blue —-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2020)。作者嘗試從江西景德鎮的青花瓷細看中國社會史以及環球貿易。在閲讀的過程除了有知性的滿足，也有一些反思與聯想。 景德鎮的青花瓷自14世紀以來遠近馳名，近至中國宮廷，遠至歐亞也有不少愛好者視之為恩物。作者透過探討青花瓷在中國的發展，了解宋、元、明、清四個朝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對外的陶瓷貿易。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的學生，我最希望了解和學習作者怎樣寫歷史，作者很大膽地給合了地方史與環球史的角度去闡述景德鎮和其陶瓷的歷史，既有地方的微觀角度，也有環球宏觀的視野。藉着青花瓷（物件）和景德鎮（地點），將人、地和事件以及其流動的故事都展現出來，這種多層次歷史的呈現，對我來說是嘆為觀止。...

除了部份以家庭或年輕人為主的遊輪外，一般傳統遊輪依然講究正規、秩序與禮儀。我最近參加了一個老牌英式遊輪旅程，這種感受尤為明顯。 整個體驗，彷彿把人帶回過去—— 一個講究分寸與傳統的生活態度， 一個仍然相信「儀式感」能塑造人的年代， 甚至隱約讓人觸碰到那個被稱為「貴族時代」的生活。 部分主餐廳明確要求 晚餐衣著要求，入口處的服務員不需多言，只是禮貌而堅定地提醒衣著規範，沒有妥協，也沒有「視乎情況」。 房間的管家每天準時出現，鋪床、整理、預備翌日行程；晚上回房，燈光被調暗，窗簾拉好，床邊放着翌日天氣與活動安排的小卡片一種被設計好的關懷距離——既周到，又不逾越。 到了英式下午茶時，服務員戴上白手套、舉止克制而精準的招呼…… 晚餐時段，船艙走廊開始出現一種微妙的轉換——男士換上西裝或晚禮服，女士穿上長裙；電梯裡忽然安靜了下來，大家不自覺地站直，輕聲交談。 在船上， 現代社會暫時失效，船上的層級分工清晰：那一刻你會明白，在這艘船上，傳統不是建議，而是秩序的一部分。 規矩是「傳統」；而服從則被理解為「品味」。乘客不需解釋自己的身份，只需遵守規矩；服務人員不需

當你想到大英帝國時，可能會想到精心策劃的計畫、宏大的戰略，以及帝國智囊們的商議。但我想分享一個頗有趣的說法：十九世紀的歷史學Sir John Seeley 曾說，英國是在「一時心不在焉」中獲得了帝國。換句話說，很多擴張其實都是偶然的——誤判、意外後果，或者單純的運氣。 快轉到1980年代，英國帝國的終結，尤其是香港「回歸」，也似乎出現類似的情況。去殖民化並非一個整齊、有條理的退出過程，而是混亂、不可預測、出人意料。香港的故事正好證明了這一點。 1980年代初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談判遠非一件平順、按劇本進行的事件（至少對英方而言）。倫敦和北京經常有完全不同的期望，談判過程緊張複雜。最近解密的英國外交暨聯邦事務部（FCO）檔案讓我們得以窺見更多幕後真相。這些文件揭示了英國官員的想法、他們給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建議，以及最終促成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秘密協商——正式規劃了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的安排。 歷史學家麥志坤（Chi-Kwan Mark）曾利用舊檔案描繪了這場談判的輪廓和部分細節。而2025年3月解密的新檔案，提供了更豐富

里斯托爾大學 (Bristol University) 的香港歷史中心，是英國學界研究香 港歷史的重鎮。2025 年 9 月 6 日，他們舉辦了一個「香港歷史日」，吸引 了 200 多人出席。 那天的研討活動十分豐富。第一部分由三位資深的居港英裔歷史學家進行 討論。其中新界鄉鎮史專家夏思義 (Patrick Hase) 介紹了他 40 多年來深入 研究新界歷史的心得。文基賢 (Christopher Munn) 談論大英帝國管治之 下，香港這個殖民地關於死刑的審訊和執行的情况。主持這兩位香港史學 家的研討者，正是香港大學另一位歷史學家高馬可 (John Mark Carroll) 。我對香港歷史只知皮毛，這三位居港英裔歷史學家的介紹和探 詰，對我啟迪良多。 「香港歷史日」的第二部分，是中心裡的一群年青學者和香港紀錄片《尚 未完場》的導演，剖析他們從事香港家族史的研究。其中一些學者通過偶 然的機遇，發現了自己家族裡的先輩不少饒有意義的經歷：例如早期香港 的大洋行華人買辦的活動，以及曾任香港工會骨幹成員的社會參與和對公 義的追尋。這些學者通過深入發掘

重看大英帝國的終章：香港的故事

「歷史，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一種論辯。它是歷史學家之間的論辯；也許，更是一場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論辯⋯⋯論辯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創造了改變事物的可能性。」——John H. Arnold.

 歷史，本質上是一場持續進行的對話，不同證據、詮釋與各種相互競爭的論述交織其中，試圖回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這樣？」對於我這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來說，這個城市的過去，正有趣地夾在近代環球史中最引人入勝的辯論之一：大英帝國的衰落。 這場辯論經常被簡化。有人認為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象徵著英國殖民帝國的結束，也是一個必然的結局。但這種說法或許掩蓋了更為複雜的現實，例如：究竟哪些政治、外交與戰略因素，促使英國放棄其最後一個重要殖民地？為什麼倫敦最終同意將主權移交給共產中國？ 隨著時間推移，香港回歸往往被視為去殖民化過程中的必然結果，又或是大英帝國撤退過程中最後的一塊拼圖。然而，這種論述似乎掩蓋了很多細節，包括當時決策背後的多重考量與偶然性。香港在許多方面也是戰後世界大局中的一個特例：當大部份帝國版圖在1960年代已經瓦解時，

「港崖別岸」不是普通的詞𢑥，而是一個新創的名字，一個帶著離散、連結與融合的聯想。 它是Hong Kong in Albion 的中文音譯，把 Albion 直接轉成「崖別岸」。而當中也有意譯的元素：在古文中Albion 可解作「白崖」，而「崖」和「岸」都帶有邊緣的意象，山崖堤岸的前呼後應，便呈現島嶼的輪廓。 「港崖別岸」也令我聯想到從一個港到另一個岸的畫面：想像一群人離開香港，跨越海的邊界，散落到另一邊岸的英倫，在時空轉移的過程中，他們有從零開始，探索新天地；也有延續既有的經驗，發展所長，融入並貢獻社群，當這些零碎片段連結並累積起來，最終便成為社會歷史的一部分。